中美两国无法彻底脱钩

互联网推动的新一轮全球化的成果并未被完全摧毁，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比20世纪之前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深远，即使中美两国恶性冲突不可避免，其他国家也不会简单地选边站，而是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同时与中美保持良好关系，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增长，美国感到自己的霸权地位遭受挑战，已视中国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声称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为阻止中国超越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抛弃了对华接触政策，试图打断中国崛起的进程。华盛顿致力于实现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脱钩的目标，而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进程。美国以中美贸易战为舞台，不仅对中国商品加增高额关税，而且督促美国公司将产业链中的生产和采购环节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并且以国家安全为由，设置更高的出口壁垒，限制美国核心技术外流至中国，典型的案例是华盛顿阻止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获得零部件供应。面临美国的技术封锁，中国政府在国内的对策是鼓励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自主可控，并通过资本市场培育有竞争力的科创企业。日益明显的是，中美两国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渐行渐远，这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重大风险。

如果中美关系依照目前的态势和逻辑演变下去，那么两国无疑会出现对立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体系，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经济相互依存、社会联系和人文交流将大幅倒退。然而，鉴于中美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水乳交融关系，两国不太可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演变到美苏冷战那样壁垒森严、彼此隔绝的地步。互联网推动的新一轮全球化的成果并未被完全摧毁，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比20世纪之前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深远，即使中美两国恶性冲突不可避免，其他国家也不会简单地选边站，而是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同时与中美保持良好关系，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从美国国内制度与价值观来看，作为一个多元社会，特朗普推动的中美脱钩政策将是短暂而不彻底的。特朗普无法改变美国的政治多元主义。联邦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地方自治、政教分离、市民社会、资本对政府的制衡等制度架构和秩序，源于美国的宪法，推行麦卡锡主义政策的特朗普根本无力触动。地方各州、民主党、国会、商界等力量都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它们都制约和限制了特朗普权力的使用。特朗普和美国主流媒体的关系持续紧张，他长期指责媒体是“假新闻”，而媒体经常发出反对特朗普的声音。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尊重各少数族群、宗教、边缘群体的特殊文化，坚持生活方式、宗教、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多样化。虽然特朗普竭力维护过时的白人至上文化，但多元文化主义是英美个体主义的自然延伸，会给中国价值观留下一定空间。因此，我们总是可以在美国内部找到支持性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减缓甚至逆转两国脱钩的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具有时代影响的重大事件，将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世界格局。中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疫情，客观上增加了各国商界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将巩固中国在疫后世界经济重建中的关键地位。

寻找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新机会

如果中美商界在第三方市场积极合作，那么就能够把中国的优质产能同美国关键技术和先进装备相结合，与第三方市场的工业化、城市化需求对接，推动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新格局，造就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会让中国放慢深化改革开放的步伐。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促进了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符合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针对特朗普政府对华麦卡锡主义政策，中国一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制，发挥自身巨大的市场潜力优势，改善营商环境，使美资企业在华有利可图；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和范围，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扩大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合作空间。

鉴于中美目前的脱钩倾向，两国需要以创新思维来稳定双边经贸关系。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增收的高额关税阻碍了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迫使美国国内希望继续与中国实现互利共赢的力量另辟蹊径，谋求新的合作方式，以期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这其中的选择之一就是推动中美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合作。这是中美商界避开美国政府经济本土化政策、实现合作互利共赢的创新之举，有助于突破贸易战下双边投资贸易机制的约束。特朗普以威吓手段强迫在华美资企业撤出中国，它们除了回归美国本土之外，只好迁往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门类不齐全，工业化水平较低，产业技术水平有待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然而，这些美资企业长期在中国生产经营，拥有大量中方合作伙伴。如果中美商界在第三方市场积极合作，那么就能够把中国的优质产能同美国关键技术和先进装备相结合，与第三方市场的工业化、城市化需求对接，推动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新格局，造就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第三方国家则避免了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这对构建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中国要避免与美国在全球展开短兵相接的竞争。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全面崛起，在全球市场与美国制造对撞，严重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1985年之后，美国在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对日本开展深度打击，迫使东京作出让步和妥协，自愿限制出口、开放市场等。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日本的应对之一是把产能转移到海外，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与美国企业全面拼杀。这一冲突一直持续到美国互联网经济崛起，日本错过新经济大潮而败北。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在海外避免单打独斗，而是联合那些与特朗普政府保持距离的美国企业，发挥中国的制造产能和资本富余优势，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市场要素高效配置，共同在“一带一路”国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第三方市场构建新的经济相互依存。这对塑造负责任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团结美国的对华友好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模式。

香港在“一带一路”国家疫后重建中的新角色

作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区，香港在“一带一路”国家疫后重建中可以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中国需要面对现实，善于灵活利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在这方面，香港能够为国家作出最突出的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具有时代影响的重大事件，将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世界格局。中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疫情，客观上增加了各国商界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将巩固中国在疫后世界经济重建中的关键地位。未来5年内，中国将继续发挥在社会制度、制造产能、巨大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加强和扩大自己对转型中世界秩序的影响力。

然而，中国在短期内仍然难以撼动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掌控权。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美元一直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国拥有全球发行美元的特权，国际金融市场大量债券以美元计价，中国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美元主导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除非美国因发生违约问题而导致美债市场崩溃，不然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将继续存在下去。

作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区，香港在“一带一路”国家疫后重建中可以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中国需要面对现实，善于灵活利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在这方面，香港能够为国家作出最突出的贡献。作为一个独立关税区，香港与英美同属普通法系经济体。大陆法系主要依赖成文法典和法规，而普通法采用衡平占先的原则，在审判中更加注重实质正义，而并不固守僵化的法律条文，这有利于保护和鼓励金融创新，不过度追究造成损失的正常市场活动，谋求安全和效率之间的平衡，促进金融市场在不断创新中发展。

正是得益于这一历史形成的法律制度，香港汇聚了英美和全球大量资本。全球100大银行中的70家在香港开展业务；过去10多年中，香港在新股集资方面长期名列全球第一；香港是亚洲最大的国际基金管理中心，也是亚洲最大的国际私人财富管理中心；中国约三分之二的对内及对外投资，都经由香港进行。美国在香港拥有巨大利益。根据2018年的数据，香港是美国第21大贸易伙伴、第10大商品出口地区、第3大葡萄酒出口市场、第4大牛肉产品市场、第7大农产品市场；香港是美国获取最高贸易顺差的单一经济体；美国银行在香港的资产总值和客户存款分别高达1480亿美元和790亿美元;在香港的外资保险公司中，美国公司的数量排名第三。

鉴于中美两国在香港的利益密切交织，香港有能力发挥自身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中的特殊地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积极角色，成为“一带一路”主要金融和风险管理的最佳一站式中心平台。香港的金融体系、法律制度、监管制度与美国类似，可为中美在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第三方市场投资项目提供优质金融、法律、会计及风险管理等服务。

香港可以协助美国商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投资渠道，开发商品和服务市场，引导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降低中资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减少外界对“一带一路”项目资金来源、投资回报、环境保护和透明度的疑虑，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香港可以协助中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起优势互补的合作促进机制，有效融合中美优质资源，利用差异化比较优势，超越传统的双边关系，促进多边合作共赢。在中美关系进入长期动荡的时期，香港承载着中西合璧的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的优势，有条件支持中美两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新型合资合作关系，起到润滑、缓冲和重塑中美关系的独特作用。

【作者简介】

李山，全国政协委员、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丝路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