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正值世界经济大变局之际，本已存在的世界市场失灵进一步加剧，单边主义扭曲世界市场机制，一些发达国家限制国际技术交流，实行技术垄断，强化了世界市场不完全竞争结构。以邻为壑的民粹势力抬头加剧世界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排外情绪和利己主义使全球负外部性问题日益严峻，世界公平问题凸显，世界经济剧烈波动，全球经济效率、公平、稳定三大问题恶化。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克服世界市场失灵，“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对于缓解世界市场失灵具有独特的功能。

一、非均衡发展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世界经济一直处于非均衡发展之中，而今的非均衡发展具有了新的内容。世界经济非均衡发展是导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物质基础。18 世纪 60 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物质基础——机器大工业，也使工人从形式上隶属于资本转变为实质上隶属于资本，确立了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的统治。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霸主，拉开了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率先进入电气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一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拉开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并确立起资本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同时，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争夺殖民地的竞争激烈、矛盾上升，引发两次世界大战。20 世纪中叶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世界进入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对抗加剧。

进入 21 世纪，以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支撑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能够有效抓住新工业革命契机的国家，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实现了更快发展，而难以有效利用新的工业革命机遇的国家，则会拉开数字鸿沟，陷入更加严峻的发展困局。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抓住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数字化、市场化的机遇以及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契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舞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全球政治经济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对世界经济的主导作用逐步削弱。

新一轮工业革命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引发国际政治格局、地缘政治格局深刻变迁。美国等守成大国走上单边主义道路，全球化逆流涌动，采取单边经济制裁手段，如加征关税、断供、扭曲贸易，把中国更多高科技企业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强化“印太战略”；出台《2022 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构建美日韩台“四方芯片联盟”；限制或禁止高科技领域对外投资，谋求与中国经济脱钩，加紧围堵快速发展的中国；冲击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和国际生产体系，加剧世界经济动荡和不确定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持续蔓延，又令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全球部分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断，单边主义势力抬头，民粹主义势力上升，边境措施加严，贸易投资自由化遇阻，制度竞争更趋激烈。各国疫情防控措施与救助经济政策效果不同、经济表现各异，加剧了世界经济的非均衡性。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中国与美欧等多数国家防疫政策存在差异，也加大各国经济政策协调难度，使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在世界经济呈现出新的非均衡发展状态下，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为维护其经济政治利益和霸权，美国挑动国际地缘争端，拱火俄乌冲突，把更多国家和地区拖入冲突对抗之中，将商品、技术、资本、金融武器化，使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技术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发生逆转。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遭受冲击，经济全球化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

二、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加剧世界市场失灵

在经济全球化中形成了世界市场，各国的贸易、投资、生产、金融等经济活动在世界市场上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正如在市场经济国家内部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也存在世界市场失灵和全球经济治理失灵（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世界市场机制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有许多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好、不能解决，这包括效率、公平、稳定三大问题。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跨国公司和金融寡头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世界市场需要公共产品，存在外部性问题，世界市场信息不完全，靠世界市场机制自发配置资源，无法实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世界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必然加剧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无法实现世界公平，更不能保障世界经济持续稳定运行。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使本已存在的世界市场失灵问题更加突出，而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缺陷，无法解决世界市场失灵的问题。

（一）世界市场机制失灵

美国等少数走上单边主义道路的国家以行政手段干扰国际经济事务，人为控制国际贸易、投资、金融活动，限制国际技术交流，使国际贸易市场、国际投资市场和金融市场、国际技术市场发生扭曲，效率最优和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在诸多国际经济领域中不再适用，国际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

（二）技术垄断强化世界市场不完全竞争结构

在世界市场上，金融寡头和跨国公司本来就存在着在技术、品牌、资本规模上的优势，掌握着国际定价权，国际市场价格并不能灵敏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构成其他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障碍，国际市场价格变动无法灵敏调节供求，世界市场就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一些国家挟技术优势自重，把技术武器化，人为设定技术转让法律障碍，阻止国际技术转移和扩散，进一步强化了垄断的市场结构，延缓全球技术进步速度，降低世界福利水平。

（三）单边主义加剧世界公共产品缺口

公共产品消费不具有排他性，收费困难，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无法获得正常收益，发达国家在努力帮助本国跨国公司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并未为其他国家提供充裕的公共产品，而经济实力脆弱的国家则无力提供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存在巨大供给缺口。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条件下，单边主义、民粹势力抬头，某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以邻为壑，更不愿意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又制约着世界经济发展。

（四）负外部性问题日益严峻

全球化的发展使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如全球气候与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上述问题都具有负外部性。解决负外部性问题所支付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靠世界市场机制自发配置资源，无法解决世界上这些负外部性问题。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条件下，排外情绪和利己主义有了更大市场，国际协调难度加大，负外部性问题更加严峻，正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巨大隐患。

（五）世界公平问题凸显

在经济全球化中形成了世界市场，但在世界市场上发达国家不仅拥有经济上的优势，而且主导着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权。虽然在当今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变革中不得不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诉求，但国际经济秩序并不公平，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决策权与其日益上升的经济地位并不匹配。发达国家利用其国际经贸规则主动权努力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无法尽快缩小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数字鸿沟明显，进一步加剧着世界的贫富差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一些经济脆弱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很高。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数据计算，目前全球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是最贫困国家的 50 倍以上，较 19 世纪初上升逾 10 倍。

（六）世界经济稳定性堪忧

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向世界市场输出大量过剩商品，转移过剩生产能力，加剧世界市场失衡，金融寡头向世界输出“有毒”的金融产品，转嫁金融风险，导致一国的经济危机迅速扩张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冲击世界经济的稳定性。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救助本国经济时，实行大剂量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放任财政赤字和债务攀升，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许多国家面临着较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而在控通胀中美国选择加息和缩表的货币政策，美元升值，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冲击全球金融的稳定性，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使世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三、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缺陷

为了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保障世界市场运行，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应运而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1995 年后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对全球经济治理发挥了重要功能。但这一发达国家主导的水平型全球经济治理具有明显缺陷，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决策。而全球经济治理三大支柱的自我调整并没有消除其根本缺陷，过度强调经济自由化，忽视各国具体经济社会条件，多边组织决策体制遭受民主赤字困扰，无法真正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世界经济大变局下，单边主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理念受到冲击，区域主义兴起，错综复杂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了“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着碎片化的风险。

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有效矫正世界市场失灵，既无法遏制一些国家滥用行政措施对世界市场机制的破坏和扭曲，也缺乏对限制国际技术交流、实行技术垄断和金融垄断的有力约束；不能尽快缓解世界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弥补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无法消除全球负外部性问题，更不能在单纯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缩小各国发展差距，消除数字鸿沟，实现世界公平；无法阻断个别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向世界转嫁经济危机、加剧世界经济波动的风险，从而难以化解全球经济的效率、公平、稳定三大难题。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势在必行。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改革方向上寻求制度化、规则化、法制化，谋求建立一套以所谓“公平贸易”为基础的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体系。但是，缺乏包容性的过高标准的自由经济贸易规则一时无法被广泛接受，在多边层面达成一致的难度不可小觑。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大变局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出现以邻为壑、推脱责任、指责他国的非理性行为，排外情绪、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冲击着国际经济合作，各国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态度进一步分化，强调建立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体系更难取得国际共识；俄乌冲突爆发加剧了世界的对立，WTO 面对美西方违背其自由贸易宗旨和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对俄贸易制裁袖手旁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则充当了对俄经济制裁的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意见分歧加大，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四、“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缓解世界市场失灵

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条件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期，现有全球治理的有效性面临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成为重要的趋向。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后的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成员之一，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是当前发展形势下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型平台，而且是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它以共享、互利、包容、开放等理念，加强与世界相关国家合作，完善世界市场功能，解决世界市场垄断问题，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缓解外部性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世界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红利，促进落后国家经济开放开发，提升其产业发展和内生增长能力，缩小各国发展差距，增进国际公平，推动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缓解世界市场失灵贡献中国智慧。

（一）“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改善世界市场运行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多边主义，摒弃孤立的单边主义，致力于矫正“本国优先”理念对世界市场机制的扭曲，推动高标准经贸规则导向转向以包容性规则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新型经济全球化。

以包容性规则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重视规则，但更强调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在尊重各国自主意愿、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寻求各国诉求的最大公约数，按照各国互利共赢价值的理念，达成国际社会共识，以提升发展能力为立足点，注重落后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开发能力以及参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能力，推动各国贸易投资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包容性规则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不排斥制度规则建设，而是把正式的制度安排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结合起来，避免以行政强制手段控制国际经贸活动，扭曲世界市场运行机制，在多边、诸边、双边等国际经贸规则中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注重提升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实现世界各国经济均衡发展。

（二）“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三共”原则体现出以规则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理念，为更多国家提供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机会。“共商”不同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参与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地位一律平等，共同协商“一带一路”建设事宜，充分反映并尊重各方利益诉求和共同意志，体现广泛参与的新型全球化决策机制。“共建”既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心—外围分工体系，也不同于垂直一体化的“嵌入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参与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相互衔接，合理分工，共同建设，体现新型全球化分工合作模式。“共享”不同于历史上偏向帝国列强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弱肉强食的分配机制，参与各国共同享有发展利益和建设成果，实现利益共通和命运共通，体现新型全球化的分配机制。同时，“三共”原则是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治理理念，不同于以往的丛林法则和简单的规则导向，是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

（三）“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提升世界资源配置效率

“五通”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缓解世界市场失灵的中国方案。政策沟通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和负外部性导致的世界市场失灵；设施联通有助于缓解世界公共产品供给缺口，完善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改善通讯技术，缩小数字鸿沟；贸易畅通有助于缓解技术垄断、经贸规则制定权垄断导致的世界市场失灵，提高世界市场效率；资金融通有助于缓解国际金融市场垄断导致的世界市场失灵；民心相通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世界市场失灵。“五通”之间并非相互独立和割裂，而是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五通”以政策沟通为机制保障，以民心相通为文化基础，以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设施联通为实现途径，资金融通是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的资金支持和催化剂，设施联通和民心相通有助于推进贸易畅通。

（四）“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增进世界公平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形成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掌握着许多先进制造技术和优质产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攀升，为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际产能合作是根据相关国家发展需要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优质产能和先进生产技术转移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其经济发展提供原动力，促进相关国家工业化水平，而非向其他国家转移过剩的、落后的产能。随着更多优质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契合，将先进的生产技术输送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动其技术进步，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和经济内生发展能力，可以缓解国际先进技术被欧美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打破技术武器化对别国的技术封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振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

（五）“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增强世界经济的稳定性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和区域金融秩序，通过资金融通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供融资平台，助力其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通过加速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缓解发达国家“负外部性”货币政策频发所带来的影响；通过构建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使更多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中，妥善解决债务问题，缓解美元霸权对世界经济稳定性的冲击。

【作者简介】

桑百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